據北京大學法學院刑法教授陳興良日前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擬設置“收受禮金罪”。這一罪名是指國家工作人員收受他人財物，無論是否利用職務之便、無論是否為他人謀取了利益，都可以認定為此罪。
　　
　　人情社會、禮尚往來，習以為常。節假日、紅白事，親朋戚友相互走動，送個禮、給個紅包，無可厚非。禮重禮輕、錢多錢少，視乎親近程度、個人能力與當地行情。民間意義的收禮，沒有什么危害，一旦時空轉換、身份變化，發生在國家工作人員尤其是手握一定公權力的黨員干部身上，情況就微妙得多。
　　
　　非聯絡親情、禮尚往來的授受禮金、禮物，具有非常鮮明的“三高”特征：高單向度—以職級高低、權力大小為序，由低向高，由小向大，單向流動，有來無往；高額度—禮金額度明顯超出民間禮尚往來的范疇，一次活動收百萬禮金亦非神話；高替代度—貪污受賄，犯罪界線明晰，收受禮金、禮物戴上“情”的帽子，穿上“情”的馬甲，則具有高度迷惑性，收者往往心安理得。是以，即便三令五申，多半置若罔聞，這從近年查處的貪污受賄案件得見。擬設“收受禮金罪”實屬反腐亟需、時勢使然。
　　
　　特殊群體，特殊要求，國家工作人員收受禮金入罪，實為對公權力潔凈之要求。作為向公眾提供公共服務的國家工作人員，必須把對法律、道德和規范的忠誠置于個人利益之上。任何與忠于職守相沖突、與公共利益相違背的個人利益都必須回避，更不能不恰當地利用權力謀求任何個人利益。這是法律與道德的“雙重底線”，應成為從政共識。與此同時，高標準、嚴要求，防微杜漸，也是對黨員干部的保護。這決非矯情表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哪位貪官的腐敗，不是從“一”開始？一件禮物、一個紅包、一筆感謝費……打開斂財胃口、心理缺口，慢慢地就剎不住車、收不住手，“青蛙”就被溫度緩緩升高的“溫水”煮死。“要是第一次伸手就有人監督，自己也不會走到今天”，許多落馬貪官都作如此懺悔，說明什么？若將收受禮金入罪，就是在管你的“第一次伸手”，保證你廉潔從政，保護你的安全。
　　
　　在一個尚禮的國度，“收受禮金罪”推行起來可能存在諸多困境，譬如厘清禮與賄、情與法的邊界就非易事。還有一個問題：如果說國家工作人員收受禮金是犯罪，那么，給他們送厚禮的人是否有罪？授受同罪在法理上不存在障礙，沒有送就沒有收，收禮者違反法律與道德，出于個人利益的送禮者也一樣。必須承認，做到這一點并不容易，可作佐證的是，法律也規定行賄與受賄同罪，但在實操中，行賄者往往沒有受到與受賄者同等的懲罰。
　　
　　對國家工作人員收受禮金、禮物行為，僅有一條“收受禮金罪”還不夠。從可操作角度審視，法律之外，我們還需要一套更為詳盡的行為規范。在我國這樣一個人情社會，請客吃飯、收送一些小禮乃人之常情，要求國家工作人員不食人間煙火恐怕也不現實。因此，有必要出臺道德規范，對小禮物的范圍、價值、來源等作出明確指引，在法律之內，兼顧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