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6日,湖南省新化縣坐石鄉同心村衛生室,醫生向記者介紹:“我們村精神病人只有1個,但按任務指標得完成4個。”
不僅是精神病、糖尿病,還有高血壓、心臟病……在全國各地,居民被安上一系列無中生有疾病的報道不時見諸報端。居民健康檔案造假,在近年醫改過程中一直被詬病
福州商人陳茂武活了30年,今年6月才偶然發現,自己已“被精神病”整整20年。在公安內部信息網,他被注明為“精神分裂癥病患者”,屬重點監管對象。
福建省福清市衛生工作者協會經過調查,認為南沖村村醫陳乃剛涉嫌偽造陳茂武的村民醫學檔案,騙取國家醫療補助。
兩年前,同樣在福建,泉州一個26歲的健壯小伙兒,也在偶然間才聽說,自己是“偏執型精神分裂癥”患者,且已得病3年多。同期,在安徽蒙城,樂土鎮柳林社區一位村民也驚訝地發現,自己明明身體很好,健康檔案體檢表上卻“被糖尿病”了;而當地一位“身患高血壓糖尿病”的83歲老人陸韓氏,卻查無此人。
不僅是精神病、糖尿病,還有高血壓、心臟病……在全國各地,居民被安上一系列無中生有疾病的報道不時見諸報端。居民健康檔案造假,在近年醫改過程中一直被詬病。
多地建檔率虛高
2014年7月,廣東廣州某社區醫院被曝,其轄區內4萬多份健康檔案過半系造假。媒體跟進發現,廣州個別社區醫院的確存在健康檔案造假,人手緊張、任務量太大,是導致一些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造假檔案完成指標的原因。
類似的情況不只在廣州發生。多位黑龍江、四川等地的基層醫務工作者反映,當地居民健康檔案問題也是層出不窮。
2011年年初,安徽懷遠的居民健康檔案造假事件,還引得衛生部出面通報。
經安徽省衛生廳調查核實,懷遠縣萬福鎮衛生院劉圩村、陳安村、劉樓村衛生室鄉村醫生存在編制虛假居民健康檔案行為,萬福鎮有4.6萬居民,共建立健康檔案11214份,其中有1680份填寫不規范或屬于虛假檔案。
廣州某社區醫院醫生小盧表示,關于健康檔案造假的報道出來之后,衛生局此前制定的90%的建檔率降了些。
盧醫生所說的建檔率,指的是每個基層醫療機構為轄區內居民建立健康檔案的數量與總人口數的比例。
2009年3月,國務院印發《醫藥衛生體制改革近期重點實施方案(2009-2011年)》。其中提到:從2009年開始,逐步在全國統一建立居民健康檔案,并實施規范管理。
同年12月,衛生部提出,由縣(市、區)衛生行政部門統一領導下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鄉鎮衛生院等城鄉基層醫療衛生機構進行這項工作。
根據當時衛生部制定的目標,到2011年,農村達到30%,城市達到50%;到2020年,初步建立起覆蓋城鄉居民的,符合基層實際的、統一、科學、規范的健康檔案建立、使用和管理制度。
從數據上來看,健康檔案的建檔率要求明確、執行到位。可實際情況是,面對超過半數甚至已達到百分之百的建檔率,隨機問起各地市民“居民健康檔案是什么”,卻鮮有人知。
那么,各地如此之高的建檔率,從何而來?
黑龍江哈爾濱阿什河街道陳醫生說:“要是按照它們那個率完成的話,就必須得造假。上村委會或者派出所找居民的戶口底頁,沒在家的照著里面寫。這也沒辦法啊。”
同樣在黑龍江省,綏化市北林區一位董醫生透露,有時,他們只能憑印象給外出務工的居民“體檢”。“我們這有任務量,要完成100%。”
四川自貢沿灘區的李醫生還清楚記得,2011年年底,鄉鎮衛生院為了突擊建電子版檔案,專門在鎮上包了一個網吧。
在廣東佛山,當地居民健康檔案的建檔率并不高。禪城某社區醫院一負責人表示,建立紙質檔案時,由于任務量太大而人手不足,不少醫院用從居委會拿來的居民姓名、身份證、電話號碼等基本信息建立檔案,這些檔案最后都成了無用的“空檔”。
“我們醫院的建檔率有80%至90%,但事實上真正動態有效的健康檔案大約只有50%。監管部門要求的動態檔案率,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這名負責人說。
廣州的盧醫生,用“條條大路通羅馬”來形容完成建檔率的過程。“要怎么才能完成任務,條條大路通羅馬,就是有各種的人群,有各種完成的方式。”
有時,醫生也并非只因任務量大而造假。
在安徽懷遠事件中,有村醫透露,填一份健康檔案表可得3元錢,超額完成的部分有獎勵。由此,當地沒領到經費的村造假,一些領到經費的村也造假。
人手不足下的“你追我趕”
原本“醫生可以隨時隨地提取有關信息,快速全面地了解情況作出為診斷”的良好愿景落空,原因有很多。多位被采訪的基層醫務工作者說,造假,不是他們所情愿的。
人手不足,有心無力,迫于無奈。這成為幾乎所有居民健康檔案造假事件被曝出時,相關醫療機構和基層醫生們共同的抱怨。
“當年天很熱,我們想著每天早上出去,實地到家里去做健康檔案,實地測量身高、體重、血壓啊這些東西。結果沒想到,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開會時衛生院院長批評我們,說我們進度太慢,有的地方早已經搞完了,我們這樣搞不行。結果我們一了解,別的地方全是造假,坐在家里面搞。既然院長罵了我們,我們也只能夠造假了,然后大家就都在自己家里搞。”四川自貢的李姓醫生說。
居民的態度有時也讓醫生很尷尬。李醫生表示:“很多時候老百姓(603883,股吧)根本不知道這個健康檔案是什么東西,它宣傳力度不夠。老百姓在電話里問,你怎么知道我的電話,誰告訴你的?做什么檢查,你這檢查就是騙人的。”
大部分基層社區醫院僅安排2至3名醫生兼職管理健康檔案,門診醫生由于工作量大,基本不參與健康檔案的后續管理。
廣州一位基層醫務工作者透露,按照國家相關的規定,在她工作的片區應配有250多名社區醫生,但實際上這里的醫護人員總共只有120人左右。“給病人看病的醫生都不夠,哪還有人手來做健康檔案?”
這位醫務工作者還算了一筆賬:如果資料齊全,錄入一份健康檔案需要3分鐘的時間,而如果從收集資料到錄入,至少要15分鐘,“我們醫院現在專門安排了兩三個人來做這件事。但是下面的社區醫院就很難要求他們了,只能說做多少是多少”。
廣東佛山的南海疊滘社區衛生服務站主要服務疊北、疊南的5.6萬居民。衛生站一位姓鄧的護士長表示,他們這里一共有工作人員18人,因人員不夠,建檔成了很大的負擔。
折射利益難題
相關報道顯示:除了人手緊缺,缺乏資金支持也是基層醫務人員“被迫造假”的原因之一。
廣東某社區醫院的葉主任透露,政府補貼的人均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經費是35元,這35元當中包含了健康檔案、預防接種、社區義診、慢病體檢等多項公共衛生服務,其中約5元投入健康檔案。
在黑龍江,盡管2012年省人均公共衛生服務經費補助標準為25元,但在綏化北林區一家鄉鎮醫院對村一級醫療機構的補償明細表上,2012年健康檔案每人只補貼0.24元。
廣州市天河區棠下街社區衛生服務中心一名醫生也算過賬:“按這里常住人口算是40元,包括體檢、宣傳教育、打預防針、預防免疫、腫瘤、結核等等所有。我們如果給每位老人家都體檢,體檢費的成本就200元了,哪兒夠啊,每個人都體檢那要虧死了。”
2011年1月,《京華時報》刊發評論《假健康檔案只寫著一個“利”字》,其中也算了這樣一筆賬:
“自上往下時,每人15元,到了縣衛生局,被以‘宣傳培訓費’名義截留0.3元;部分鄉鎮衛生院在到手的4萬元中又截留1萬元‘督導費’;分到村里,較大一部分變成衛生室村醫的勞務費。而從下往上時,村衛生室演出‘沒有體檢,卻有了數據齊全的體檢表;沒有糖尿病,卻成了糖尿病管理的對象’的荒謬情節,而截留部分費用的鄉鎮衛生院、縣衛生局也睜只眼閉只眼,任由造假的工作、數據層層上報。”
廣東藥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內分泌科主任周昭遠表示,居民健康檔案的建立對于長期的醫療建設、特別是對慢性病患者的醫治,是非常有好處的,但是,建立真實且不斷更新的檔案,是這一切實現的前提。
廣東省衛計委巡視員廖新波表示,要想回到正軌,最關鍵的是應該放棄追求效率優先。
“大家對建健康檔案的認識不足,這樣的一種形式主義我覺得就是造成后來的一種結果。我們不要急,我們有多少,做多少,這樣的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才可以使我們的檔案真正有用。”廖新波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