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九一八，九一八，從那個悲慘的時候……”這首已傳唱了幾十年的《松花江上》，傳遞著國人悲哀的吶喊，承載著國人屈辱的記憶。1931年9月18日22時20分，日本關東軍炸毀了南滿鐵路柳條湖段，并以此為借口炮轟東北軍駐地北大營。雖然東北軍兵力達20余萬，但因執行蔣介石此前下達的命令而不進行有效抵抗，使日軍僅用4天時間即占領了近乎整個東北，令數千萬東北同胞淪為亡國奴長達14年。9月18日因此成為中國的“國恥日”。
　　
　　將9月18日定為“國恥日”符合國際慣例。1941年6月22日拂曉，納粹德國突然入侵蘇聯。1995年7月8日，俄羅斯總統下達總統令，將6月22日定為紀念日和哀悼日。每年這一天，俄羅斯舉國默哀一分鐘，降半旗。各大城市舉行紀念活動，取消一切娛樂性的活動和電視節目。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羅斯福直稱“美國突然遭到了日本帝國的故意襲擊，它將永遠成為美國的國恥日。”
　　
　　作為中國人，我們當“勿忘國恥”。但我們還必須明確，九一八事變不僅是中國的“國恥”。對整個世界而言，它還具有更深刻的內涵。
　　 　　
　　作為中國人，我們當“勿忘國恥”。但我們還必須明確，九一八事變不僅是中國的“國恥”。對整個世界而言，它還具有更深刻的內涵。
　　
　　一般認為，第二戰世界大戰是以1939年9月1日德國實施“白色方案”，發動“閃電戰”進攻波蘭為起點的。但正如貢德·弗蘭克所批評的，“人們總是習慣在歐洲的路燈下觀望世界。”將德國進攻波蘭作為二戰起點，具有濃厚的“歐洲中心論”色彩。包括濱林正夫、木村英亮、佐佐木隆爾在內，國際學術界不少現代史專家認為，九一八事變才是二戰真正的起點。因為事變后，日本無視國際社會的警告和調停并退出國聯，從而破壞了一戰后形成的國際秩序，進而成為遠東戰爭策源地。毋庸贅言，這種觀點有助于強化對維護戰后秩序重要性的認識。
　　
　　紀念九一八事變，有助于認清日本侵略擴張主義的特征。和德國強調雅利安民族“高貴”、猶太民族“低劣”的“民族區分論”不同，日本打出的是“共存共榮”、“八纮一宇”的旗號。占領東北后，日本以“五族協和，王道樂土”為“建國方針”，扶植建立了“滿洲國”。所謂“五族協和”，就是借用孫中山提出的漢、滿、蒙、回、藏“五族協和”的治國方略，將其改為“漢、滿、蒙、日、朝”；所謂“王道樂土”，則是迎合長期處于專制壓迫下的中國人渴望“王道”政治，厭惡“霸道”政治的心理。也就是說，日本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的侵略擴張，具有極大欺騙和誘惑性。但是，正如聯合國第3314號決議案附屬文件所寫道的，“侵略是指一個國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個國家的主權、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日本用槍炮在中國領土上推行“五族協和”，建立“王道樂土”，是不是侵略？
　　
　　紀念九一八事變，有助于揭露日本否定侵略的理論。長期以來，日本右翼分子一直鼓吹，日本發動的以九一八事變為起點的戰爭是“為建設大東亞新秩序而進行的戰爭”，稱發動太平洋戰爭是為了突破美、英、中、荷的包圍而進行的“自衛戰爭”。這種“大東亞解放戰爭論”和“自衛戰爭論”，見于天皇《大東亞戰爭終結之詔書》，見于林房雄炮制的《大東亞戰爭肯定論》，也見于包括安倍晉三在內的自民黨議員“歷史研究委員會”編纂出版的《大東亞戰爭的總結》。甚至曾任安倍內閣行政改革·公務員改革擔當相、現任自民黨政調會長的稻田朋美，前不久還在鼓吹這種否定侵略的理論。試問：“大東亞新秩序”是應該用槍炮建立的？1931年，中國又對日本構成了何種威脅，日本必須“自衛”？
　　
　　更重要的是，紀念九一八事變，有助于完整地展現中國反抗日本侵略的歷史。9月3日，習近平主席強調，“九一八事變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起點，并揭開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序幕。”并以此告誡日本，必須放棄“江河流水史觀”，尊重中國“以史為鑒”的態度，嚴肅認真地對待其侵略歷史并作深刻反省。舍此，中日關系不可能實現戰略互惠，遑論國民互信。